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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与效果研究

 

 

李越冬(教授/博士后)  干小红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武装部 贵州六盘水 553000

 

【摘要】   文章针对20052016A股上市国有企业披露的党委常委兼任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管层人员职务的8 728个观测值,以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为研究对象,按照本级党组织常委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常委参与公司治理进行区分,分别从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处于关键行业与重要领域的国企和一般竞争类国企这几个角度来探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提升效果。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后发现,只有本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区分党组织参与不同公司治理、管理层次后,发现只有党组织参与董事会和经理层治理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此外,党组织参与地方国企对内部控制有提升作用,党组织参与一般竞争类国企对内部控制有提升作用。研究结果为明确国企公司治理中党组织的法定地位,提升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具有参考借鉴作用。

【关键词】   国有企业;党组织;内部控制;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2009-0004-05

 

 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

目前许多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发挥了积极之手的作用,如陈仕华、卢昌崇(2014)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后,国有资产流失被抑制。余怒涛、尹必超(2017)发现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有利于监事会职能的发挥。王元芳、马连福(2014)指出党组织参与能够降低代理成本。王元芳、李思思(2019)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利于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王舒扬等(2019)提出在民营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增加企业绿色环保投资。

内部控制是由治理层设计,由管理层和其他员工执行,如果党组织人员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必然对内部控制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内部人控制问题一直存在于国企中。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中,有利于缓解此问题。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那么党组织必然参与内部控制的设计,这样能够从源头上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把关。(2)根据高管梯队理论,企业高管的身份背景影响了高管的风险意识和价值取向,这些差异会影响到高管的行为决策,在实际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高管不能做到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其理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和个人认知能力、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等心理特质的影响。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利于正确引导高管的风险意识和价值信念。(3)从控制要素理论的角度来看,高管的风险意识、价值取向和遵规守纪的意识都是属于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组织对企业领导干部具有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的责任,而这些领导干部正是内部控制设计与实施的负责人。

本文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和整理,发现现阶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企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对公司治理效果和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方面,而把国企党委成员这一身份特征作为参与公司治理高管的身份特征来研究其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更鲜有文章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国企党委成员分别参与到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中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所形成的不同影响。因此,本文尝试以国有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高管身份特征入手,首先研究在全样本下国企党组织党委常委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其次研究不同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到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等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最后研究在不同行业的国企中,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效果分析

(一)相关假设

根据上文分析的党组织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监事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在公司内部具有不同职能和地位:董事会执行决策职能;监事会一般对董事和经理进行监督,执行监督职能;经理层是具体执行的层次。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也不同,董事会主要负责设计内部控制,并对于内部控制的运行承担主要责任,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负有监督责任,经理层具有执行内部控制的责任。因此,党组织参与到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其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党组织参与公司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不同。

考虑到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的差异,如央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作用,更重视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同时央企在人力、资金等方面具有优势,刘启亮等(2012)发现央企内部控制质量显著高于地方国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党组织参与地方国企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作用更显著。

国有企业一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一般是处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这类企业有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的压力。党组织参与第一类公司治理,党委常委作为理性政治人,为了降低自己的责任和风险,获得政治晋升资本,有足够动力去关注完善企业内控。第二类和第三类国有企业都是关乎国家安全、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企业,国资委对第二类和第三类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更为重视,这类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应该比较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党组织参与到一般竞争类国企公司治理中对内部控制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二)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的建立。本文的模型如下:

ICindex=a0+a1Party+a2Size+a3Lev+a4Roa+a5Dual+a6Num+a7Big4+a8Opinion+a9Zone+e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不同影响;按照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不同公司治理、管理层次,分别讨论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区分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探讨在央企、地方国企中本企业党组织与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对内控的影响;按所处行业不同,分别讨论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与一般竞争类行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的不同影响。

其中变量定义如下:被解释变量:用内部控制指数(ICindex)衡量企业内部控制。主要的解释变量:模型中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Party)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其中,用党委常委成员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重合度(PartyT)来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区分本级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Party1),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Party2)和本公司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Party3)。党组织参与公司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区分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Party4),参与公司监事会治理(Party5)和参与公司经理层治理程度(Party6)。

控制变量:依据Gordon & Wilford 2012),Chen 等(2016),池国华等(2014),唐大鹏等(2017)等的研究,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Size取报告期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ev表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Roa表示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Dual表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是同一人的虚拟变量,是取1否取0Num用来表示企业主营业务所涉入行业数量;Big4表示审计师是否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为1,否为0Opinion表示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是为1,否为0Zone表示企业注册地所在的位置,西部取0,中部取1,东部取2,用来控制企业外部的市场和法律监管的影响;Year为哑变量,控制年度差异,Industry为哑变量,控制行业差异。

2.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1)数据来源。本文采用的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 DIB内部控制数据库,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数据主要通过上市公司年报中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近五年来的任职履历、公司主页和新浪财经网站等途径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获得,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到的行业数来自于 Wind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2)样本选取。本文选择2005—2016年沪深两市主板 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初始样本,选取2005—2016年作为研究窗口的原因是由于2004出台了新文件,对党组织参与中央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方式和方法做出了相关规定。此外,本文还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的剔除和筛选工作:(1)剔除了金融类的上市公司;(2)剔除了当年被认定为ST*STPT的公司;(3)剔除了部分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了部分内控指数缺失的公司;另外,为了削减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winsorise的处理。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沪深两市主板 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共计8 728个观测值,其中央企2 188个,地方国企6 540个,关键行业重要领域2 844个,一般竞争类行业5 884个。

3.回归分析。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展示各样本下的回归结果。详见下页表1。表1中,模型1将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程度变量(PartyT)引入基本模型,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验证了假设1。模型2到模型4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结果发现:当只有本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Party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当只有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Party2)回归系数为负,但不够显著;当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均参与公司治理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回归系数(Party3)仍为正,但不够显著。说明本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更有利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模型57,分别考虑党组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程度指标(Party4)和经理层治理指标(Party6)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党组织参与董事会和经理层有利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

从表2中央企业回归结果来看,PartyTParty 1的系数也为正,但不显著。模型5到模型7考察央企党组织参与到公司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党组织参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指标(Party4Party5Party6)都为正,但不够显著。出现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央企主要接受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督和考核,国务院国资委对内部控制的建设更为重视;同时央企在内控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具有物力、人力、财力等方面的优势,导致央企内部控制质量整体上好于地方国企。Party2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增强,内部控制质量反而在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央企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状况良好,国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增加企业人员冗余的规模(马连福等,2013),随着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提升,企业监事会人员冗余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样会阻止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

党组织参与地方国企治理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从下页表3回归结果来看,PartyTParty1Party3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地方国企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后发现,只有本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内控量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本级党组织参与到地方国有企业治理中,比实际控制人党组织更为了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方面的缺陷,公司高管的党委成员身份特征会提升管理层对企业内控的重视程度,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内控质量

模型5到模型7区分党组织参与不同治理主体,Party6系数显著为正,Party4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地方国企中,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能够提升企业内控质量,特别是参与经理层治理。原因可能是,公司的经理层主要具体负责内部控制的实施,党组织通过与经理层成员交叉任职直接参与到内部控制的实施。党组织参与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治理程度的提升,能够从事前和事中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行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在关键行业的国企中,党组织参与对于内部控制的影响。模型1到模型4考察关系国计民生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的国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从表3回归结果来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指标(PartyT)系数为正,但不够显著。说明在关键行业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中,随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可能的解释是,特殊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内部外部监督的重点关注,本身内部控制制度更为健全,内部控制的运行更为规范。党组织参与到这些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可以进一步提升。

模型5到模型7是关于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党组织参与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回归结果发现,本级党组织在参与公司董事会治理(Party4),参与监事会治理(Party5)和经理层治理(Party6)的系数都为正,但都不显著。关键行业重要领域中党组织参与监事会程度(Party5)的回归系数0.125是其他几组数据回归结果中的最大值,说明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国企中,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更有利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的国企党组织参与监事治理主要是通过纪委和党委副书记兼任公司监事,而纪委在党组织中主要发挥监督职能,部分监督目标与公司治理监督目标相一致(张响贤,2008),兼具纪委身份的监事是企业内控制度落实的最佳监控者。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有助于实现纪委和监事会监督资源的整合,提升监督效果,从而提升内部控制的运行效果,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同理可得一般竞争行业国企党组织参与对内部控制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3回归结果来看,PartyTParty1Party3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一般竞争类国企中,随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在显著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相比,一般竞争类企业受到内外部监督关注较少,本身内控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随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的增加,党委常委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对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加。党员的价值观和理论教育奠定了诚信的控制环境基调,有助于调节企业价值观和内部控制制度和规则的不协调等问题,从而保证内控制度能够落到实处,提升内控质量。模型5到模型7考察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后,发现:只有党组织参与公司董事会治理(Party4)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党组织参与公司经理层治理程度(Party6)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随着党组织参与董事会和经理层,内部控制质量也会得到改善。可能的解释是,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总经理主要由董事会负责选聘,选聘的重要依据就是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而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能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绩效。为了获得稳定的职位,总经理有压力去执行好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党委成员与董事会和经理层人员交叉任职程度的增加,更便于党组织通过公司董事和落实党管干部的制度要求,选出更为称职的董事和经理人员,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质量,从而提升企业内控质量。

4.稳健性检验。为了提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重新界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变量。本文借鉴陈仕华、卢昌崇(2014)测量方法,使用党组织是否存在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交叉任职的二元衡量指标,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2)剔除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在稳健性测试中,增加董事长是否存在政治关联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3)剔除公司治理效果的干扰。公司治理绩效的好坏可能会成为本文研究的混淆变量,即当公司治理治理绩效较好时,党组织参与到该类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其内部控制质量会显著高于公司治理状况较差的企业。因此本文从激励和监督两方面选取相关变量。监督机制方面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委员会设立个数等变量;监事持股比例、激励机制选取董事持股比例、领取薪酬的监事比例、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高级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前三名高管薪酬取自然对数。根据张会丽和陆正飞(2012)的研究,对激励和监督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第一大主成分作为公司治理两大机制的度量指标,进行回归。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三、研究结论

一是在我国国有A股上市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后发现,只有本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区分党组织参与不同公司治理、管理层次后,发现只有党组织参与董事会和经理层治理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

二是区分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后发现:在中央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显著提升内部控制,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后,发现只有本级党组织参与经理层,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区分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后,发现本级党组织参与经理层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三是区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国企与一般竞争类国企后发现:党组织参与在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类国企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提升作用,区分参与不同治理、管理层后,发现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更有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在一般竞争类国企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区分本级党组织和实际控制人党组织后,发现只有本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才对内部控制有提升作用,区分不同治理、管理层次后发现,在一般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董事会和经理层可以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J.管理世界,2014,(05.

2 ]池国华,杨金,邹威.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4,(11.

3 ]王元芳,李思思.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J.商业会计,2019,(01.

4 ]李越冬.国家审计机关聘用审计动因分析[J.商业会计,2011,(06.

5 ]刘启亮,罗乐,何威风,陈汉文.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12,(03.

6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管理世界,2013,(05.

7 ]唐大鹏,武威,王璐璐.党的巡视与内部控制关注度——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17,(03.

8 ]李越冬,干胜道.监事会作用及其优化——基于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视角[J.财会通讯,2010,(10.

 

 

封面人物

李越冬,女,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计系副主任,教授。财政部首期国际高端会计人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审计学会理事,四川省会计学会理事,成都市审计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成都市商务委咨询专家等。美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十余项,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商业会计》《Nankai Business Review International》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等6部。研究领域与方向为审计与内部控制。

 

 



  【基金项目】   四川省成都市社科一般项目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机理与效果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的视角(项目编号:2018R41)。

文章刊登于《商业会计》2020年5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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