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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权力、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

 

□郭颖慧  骆良彬(教授)(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福建厦门 362021)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8)07-0068-03
 
摘要:文章以2012—2015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CEO权力、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推进企业的健康发展。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上市公司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说在当前公司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CEO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研究还发现,政治关联下的CEO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不够显著。
关键词:CEO权力 政治关联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
 
  一、引言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伴随着董事会“搭便车”、信息不对称等公司治理缺陷以及“一股独大”与“所有者缺位”等现象在我国的出现,逐渐使处于企业经营决策权力顶端的CEO权力变得更为集中。CEO权力是公司代理人即管理层主体特征的综合反映,在社会和组织行为学理论框架内,相比群体决策,个体决策的权力集中度越高,经营出现极端值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管理层权力超过一定的范围,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被严重弱化。而作为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质量自我评价的核心,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极为重要,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其内部控制系统的建设及完善。
  在国内外市场上财务舞弊丑闻屡屡发生,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颁布以及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先后出台,引发了各界对企业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的关注。我国虽已正式进入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强制性披露阶段,大部分企业都设计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但仍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公司高管行为会影响公司制度的执行效率。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而在我国高度集权的企业文化中,企业对外披露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管理层权力大小的影响。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无法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不充分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更不能向企业相关利益者传递企业经营信号,从而也不利于企业的成长。CEO作为管理层权力最高者,在我国企业中权力较为集中,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政治关系也会对公司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赵息等(2013)认为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中的新兴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安排使得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成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基本治理特征。在转型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企业借助政治关联机制能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存在政治关联的高管依照社会资本互惠原则,要对政府承担相应的回报责任。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通过对2012—2015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筛选,对CEO权力、政治关联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探讨CEO权力到底如果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以及在政治关联下CEO权力怎样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目前国内主要研究管理层权力或是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关系,本文基于CEO权力视角分析影响内部控制披露的因素。(2)探讨在政治关联下的CEO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关系,体现人在政治干预下对内部控制所起的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对规范CEO行为、提高企业内控制缺陷披露质量以及推进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一定的帮助。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CEO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
    自利是经济人的本质,作为理性经济人,管理层与股东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出现目标不一致时,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而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层的最高领导者CEO最大化自身效用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可能。代理理论认为,CEO可能会运用自身的权力来侵占企业资源,CEO权力的扩大可能会助长其机会主义,因而吴卫华等(2014)认为,CEO权力对企业更多地表现为“掠夺之手”,Bergstresser等(2006)也发现,管理层可能通过权力操纵信息以获取机会主义租金。
  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环境要素之一,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良好执行与治理结构息息相关,其中与组织结构间的互动尤为重要。Goh(2009)发现,高质量的公司治理能够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干胜道(2014)等也发现高管权力合理配置能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当CEO权力越大时,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就越难形成对CEO的有效监督,即使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实施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为了更好地掩饰其寻租行为,CEO可能会凌驾于内部控制系统之上,提供有利于自身的信息,使内控无法发挥其效益。刘焱(2014)等发现,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加,会削弱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对内部控制的监控作用,而树友林(2011)则认为,权力过大的高管会削弱董事会的监督功能,从而架空内部控制。总的来说就是,高管权力过大,出现不利于公司发展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使内部控制失灵成为可能。
  管理层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往往有自利行为动机,当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时,管理层可能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而是衡量利弊,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在当前公司治理机制弱化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模糊的背景下,赵息等(2013)发现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即管理层权力越大,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隐瞒已经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盖地、盛常艳(2012)认为,我国目前的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还较低,管理层权力能够影响对外披露的信息,对于存在缺陷的内部信息,管理层更不愿意向外界披露。Molz(1988)指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不利于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容易出现内部控制缺陷。Lisic等(2012)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内部控制缺陷发生率越小。
  目前我国制定的内部控制相关应用指引只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尚未建立内部控制未披露的惩罚机制,无法有效约束管理层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存在自主空间。综上所述,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操纵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作为管理层的最高领导者,有很大权力影响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而内部控制缺陷作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最为重要且最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成本效益的角度,CEO可能更倾向于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CEO权力越大,企业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越小。
  (二)政治关联下CEO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
  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能够借助政治关联机制,影响其财务经营活动和企业价值。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在社会中可以为企业争取有利的制度性资源,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我国转型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可以借助政治关联机制,加强与政府间的沟通交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推动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经理层在企业内部控制实践中负责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其中CEO的作用尤为关键,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控制的许多工作依赖于CEO高水平的判断、协调以及组织能力,高管能力越强,越有可能有效设计和运行内部控制。张志平(2013)认为,管理层具有信息优势,为避免企业价值被低估,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有较强的动机自愿披露内控报告,对投资者进行信号传递,而逯东等(2014)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确实存在行政任命制度,这会削弱内部控制有效性。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政治关联是一种重要的外部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但企业得到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面临着相应的风险,此时就更凸显出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为了把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企业主观上会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积极致力于内部控制系统的建设与完善。李元霞等(2016)认为对于企业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出于升迁或是连任的动力驱使,这些高管会致力于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进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在主观上更愿意发展和维持好与政府间的关系,也更有意愿顺应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因而在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这些高管更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具体落实和执行企业的相关制度。
    所以,CEO的政治关联在改善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从而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在政治关联下,CEO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受到相应的约束,从而可能会抑制CEO操纵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治关联能够抑制CEO权力对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5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企业、当年IPO的上市公司;(2)剔除*ST、ST或者PT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异常以及其他数据残缺的公司。根据上述标准,最终得到4 216个样本,研究数据信息主要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本文使用EXCEL 2010和STATA 1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计量分析。
  (二)实证研究模型及变量设计
  为了验证CEO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1)如下:
  ICD =α0+α1Ceoright+α2Size+α3Growth+α4ROA+α5Lev+α6Audit+α7Meger+α8 ∑Year+ε1
  为了验证政治关联下CEO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2)如下:
  ICD=β0+β1Ceoright+β2PC+β3Ceoright×PC+β4Size+β5Growth+β6ROA+β7Lev+β8Audit+β9Meger+β10∑Year+ε2
  本文借鉴杜晓荣等(2017)的研究,综合加总以下四个哑变量来测度CEO权力:CEO是否兼任董事长(Power1),CEO 薪酬占排名前三位的高管薪酬比例是否大于行业中位数(Power2),CEO 是否为董事会成员(Power3),CEO 是否持有股权(Power4)。即Ceoright=Power1+Power2+Power3+Power4。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变量说明见表1。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的结果来看,内部控制缺陷的均值约为0.177,表明按照本文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界定标准,样本公司中有17.7%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政治关联的均值约为0.13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表明在选取的样本公司中CEO政治关联现象不太普遍;CEO 权力的均值大于中位数,即超过一半的样本企业的CEO权力低于均值,说明我国企业 CEO 集权程度普遍不高,而且差异明显,标准差达到约0.997。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的均值和中位数相差不大,标准差也相对较小,说明样本企业分布较均匀;其他控制变量的标准差较小,说明数据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异常。
  (二)相关性分析
    由于不清楚所选取的样本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本文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完成相关性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内部控制缺陷与CEO权力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H1。其中资产报酬率和资产负债率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根据总资产计算而来。另外由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这表明样本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分析
  表4是多元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显示加入变量PC前后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Ceoright与被解释变量ICD在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说明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CEO权力越大,越不会披露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该回归结果支持了前面提出的假设1。然而,在加入变量PC后,回归结果发现Ceoright、PC交互项与ICD正相关不显著,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关联抑制CEO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不显著。在搜集CEO政治关联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样本数据中CEO有政治关联背景的企业相对较少,CEO政治关联的现象可能还不够普遍,不利于实证中的回归分析,也可能是回归结果不够显著的原因之一。
  五、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CEO权力的大小确实会对企业披露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产生相应的影响,并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说明了适当控制CEO权力有利于内部控制体系的规范和建设,推动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内部控制的建设与完善仍然是各企业内部治理的重心,在当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企业应注重平衡CEO的权力,避免CEO可能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致使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能真正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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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于《商业会计》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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